第(三)项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

在民法体系中，主体（人）与客体（物）是民法总则的两大基本制度。尽管机器人稿件的表达技巧有限，但仍可以视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

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下半段，伴随着数据处理能力的飞速提高，人工智能对社会开始深度介入，世界正在走向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时代的风险防范和治理，可采取技术控制与法律控制的综合治理机制。人工智能的首要问题是安全问题，可以置于风险社会理论的研究范畴之中。日本学者北川善太郎认为，在民法上，法的人格者等于权利能力者，关于人或法人的规定，表现了最抽象化层次的抽象的法人格。人工智能超越人类智能的可能性，人工智能产生危害后果的严重性，以及人工智能技术本身内在的不确定性，这些因素足以构成法律以及其他规范防止风险的必要性。

所谓和谐发展，是一种配合适当、协调有序的理想动态，这是一种涵盖周延的目标系统，包括人的和谐、社会的和谐、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社会、自然的和平共存与进步。致人损害的产品，必须存在缺陷，它包括制造缺陷、设计缺陷、警示缺陷、跟踪观察缺陷。换言之，侵犯保民官的人不仅会受到世俗的财产与人身处罚，而且在宗教上也必须负担赎罪的义务。

不过由于人类语言的语义模糊性特点，一般规则所运用的概念常常难以涵盖立法者意志所欲达致的表达效果。即使作更为宽泛的检索，也只有继承（Successio）符合市民法上物之取得方法的要求。三、优士丁尼时期的罗马私法教义拟制 罗马法典化时代的私法拟制主要体现为制定法中的教义拟制（Fiktion in der Dogmatik） ,190]即实体法中的拟制规范，又称立法拟制（Gesetzesfiktion）。而在大规模的法典编纂时代来临之前，罗马法律人几乎是在简单的《十二表法》的基础上，经由裁判官的告示与法学家的解释而塑造了罗马气势恢宏的私法大厦。

[3]这一特点在早期罗马法中尤为明显。[58]同注29引书，第159页。

[39]故而应当公正地指出，遗产占有既可能使遗产占有人获得利益，也可能使其遭受不利益。参见《德国民法典》，陈卫佐译注，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3-79页。从事实层面上来说，现代民法理论通常认为已死之人权利能力已然消灭，丧失法律人格，不复为法律所关涉，因此不能再作为法律主体，[116]但该法言却充分运用了语言的创造功能，将为国而死作为拟制的道德说服理由，并以虚拟的方式塑造了一个虽死犹生的法律主体。[98]徐国栋：《优士丁尼法典编纂研究》，载《法治研究》2010年第8期，第34页。

[122]其二，就事实而言，将敌人士兵的私人财产，尤其是远离战场的敌人士兵的土地、房屋、金钱等其他财产拟制为无主物对于罗马士兵而言毫无意义，因为罗马士兵无法像控制敌人士兵的作战物品与人身那样为有效占有。[94]Ferdinand Walter, Geschichte des Romischen Rechts bis auf Justinan, Erster Theil, Das offentiliche Recht, 3. Aufl.，1860, S. 418 ff. [95]GF. Puchta, Geschichie des Rehts bei deco romischen yolk mit einer Einleitung in die Rechtswissenschaft und Geschichte des romischen Civilprocesses, 10. Aufl.，1893，S. 378 ff. [96][英]梅特兰等：《欧陆法律史概览：事件、渊源、人物及运动》，屈文生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页。[59]罗马法上有要式物与略式物的区分，前者须以要式买卖或者拟诉弃权的方式实现所有权的即时移转，而后者则没有这方面的要式性要求。另一种是事实上的所有权，或者用盖尤斯的话说，叫做对物的拥有（bonis habere），而享有对物的拥有的人自然具有享用物的权利。

第四，倘若仅以以自身人格之名义而为行为为范畴，则可认为有人格者与嗣后人格减等者并无本质区别，因此两者应当等同对待之，都应当为自己所为之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而这种最高理性的权威性，则是由神（或者说自然）所赋予的。

[20]因此，根据上开论述，可以认为，《十二表法》第四表第4条的拟制标准，在后世得到了缓和，这样也进一步使得这条法律规定与其称为拟制，更像是一种推定。一般来说，婴儿均出生于父母健在期间，此时出生的婴儿自然属于合法出生的婚生子女。

正因为如此，乌尔比安才在《论告示》中认为普布利奇安之诉系参照所有权而非占有而主张。例如，I. 2, 10, 7便有如下法言： I. 2, 10, 7。因此，裁判官藉由对二者的比较，认为对物拥有人应当在诉讼中被类推为真正的所有权人。由于法律关系的内容本质上乃是法律关系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系列关系，如权利、义务、时间、条件、意思等等，故从分类的角度来说，内容拟制规范远比主体拟制规范与客体拟制规范在内涵与外延上宽广得多，因此也有了再类型化的必要。[80]这种衡平思维也运用了类推，不过较第一种情况而言，其类推基础要薄弱得多，因为这无异于裁判官在有限度的范围内授予了异邦人罗马市民权，且这种授予是以其受利益为目的，这无疑与罗马市民法的固有精神背道而驰，但却在公平正义的层面上应获赞誉。[171]尽管严格来说，裁判官告示仍然不能归于正统的法律之列，[172]但罗马法中，立法主要扮演着一个政治角色，[173]换言之，立法主要关涉的乃是公法。

根据1. 2, 10, 6的规定，遗嘱证人必须为有遗嘱能力的人，遗嘱证人能力系属形式要件，在古典法时期，欠缺形式要件通常将导致遗嘱无效，[104]但是优士丁尼凭借阿德里亚努斯（通译哈德良）等皇帝们的权威，巧妙地安置了一项拟制，即遗嘱将正常有效，至于不是自由人的遗嘱证人，则隐含地被拟制为不具有身份上的瑕疵。[36]在裁判官看来，一个被指定为继承人的非宗亲与族亲的自然血亲与其他宗亲与族亲相比，具有同质性与可类推性，倘若宗亲与族亲可以成为继承人，那么基于人伦与感情方面的考虑，获得遗嘱指定的自然血亲当然更有资格成为继承人。

[182],地方论并不以获知真理为目标，其仅仅服务于论辩的需要[183]。遗产买受人也同样虚拟成继承人提起诉讼……遗产买受人虚拟成继承人提起的诉讼被叫做塞尔维诉讼（actio Serviana）。

对片段的引用在原翻译的基础上作了一些修改，如将布布里其诉讼改为普布利奇安之诉，将文中的虚拟改为拟制，以便实现论文术语的统一。假如A．阿杰里（即原告本人）是L．提兹的继承人，因而诉讼所针对的土地根据罗马法应该是他的。

但问题在于第三个人，仅在头顶的边缘处有些稀疏零落的头发，那么第三个人是否是秃头就会无限期存在争议。【中文关键词】 罗马私法。[160]尽管自然法难以用语言完全正确地表述，但罗马人却相信作为正义的自然法是存在的，而基于这种信念，裁判官在法律的实际事务中，显然不能墨守成规地拘泥于法律的文本与条文，而是应当以正义与理性为指引，从法律文本出发，发现法，并给予适当的救济或者拒绝无理的妄求。[174]在后世的优士丁尼《学说汇纂》中，我们会发现，大部分内容都是裁判官告示及法学家对这些告示的评注，且内容主要为私法。

第二，倘若有人的子女是因为为国而战牺牲的，那么应当对这类人予以优惠，即使这类人并不符合规定的子女数目，但倘若算上其牺牲的子女能够符合规定的子女数目的，则也享受免除监护与保佐的国家公役。[56]遗产买受人倘若通过鲁提里诉讼对遗产提起对物之诉，则并不需要将之拟制为继承人，而是直接获得裁判官法所承认的财产买受人地位。

恰如萨维尼所言，罗马法中常常会将不真实的意思拟制为真实意思，或者将是否存在意思不明之情形拟制为有意思，恰如萨维尼所言：除此之外（除意思表示之外），还有一类重要情形，其虽然藉由实证法律规则而获得了意思表示的效力，但事实上并不存在意思。因此，仅就形式逻辑作分析，则可以发现，该法言所遵循的并非倘若α，则γ。

例如，对I. 2,10, 7法言进一步分析便可发现，拟制规范的权力渊源为皇帝的仁慈（即皇权），拟制规范的动机在于挽救具有形式瑕疵的遗嘱，拟制标的则是对奴隶作为证人参与订立遗嘱时的自由身份的认同，而拟制规范的法律效果即让遗嘱像它应该订立的那样有效。本诉讼可扩用于除四蹄动物之外其他动物致损的情形。

[91]帝政时期的罗马国家，立法权逐渐由罗马元老院及罗马全体人民手中让渡到皇帝手中在罗马帝国早期，奥古斯都便已经享有召开元老院会议，向元老院提出强有力立法建议的权力，[92]而嗣后的罗马皇帝立法权力则更是呈现日趋膨胀的趋势」例如，韦斯巴芗皇帝时期的《韦斯巴芗谕令权法》第8条就规定：在本民决法通过前，凯撒•韦斯巴芗•奥古斯都皇帝做过、签署过、命令过的任何事情，或任何人依据他的命令或委任做过的任何事情，它们都应合法有效，如同是根据人民或平民的命令所做的。而后世之所以会形成对裁判拟制与教义拟制的不同态度，与其说是在批判拟制本身，不如说只是在批判法官造法所带来的法律渊源的繁芜性与民众预期的落空性罢了。裁判拟制与教义拟制的差异其实只存在于形式层面。当然，对于作为拟制条件的十个月期限而言，在罗马法的历史进程中存在着争议与柔性损益。

这一虚拟的法律主体并非全无意义的法律修辞，而是十分妥帖地彰显了这一拟制规范的两大功能。如果我要求你把欠我的钱或别的物放在我能看见的地方，结果便是：你立即被解除债务，而物却变成了我的。

[32]Henry John Roby, Roman Private Law in the Times of Cicero and of the Antonines 241（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2）． [33]《十二表法》第五表中规定宗亲与族亲享有继承权。[99] 倘若将之与《韦斯巴芗谕令权法》第8条的文本表述进行比较，则会发现在韦斯巴芗时代，法律仍旧在形式上为人民或平民的命令，而在优士丁尼时代，法律已经成为联的法律与皇帝伟大之武装。

]而拟制程式（formulue ficticia）就是一种裁判官法诉讼程式，[27]其充当着缓和固定程式局限，维护正义以及实现合理救济之优异工具。在这种情况下，罗马人为诉讼提起方，而异邦人为应诉方，倘若固守市民法之成规，则异邦人势必逃脱罗马法之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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